新世紀河南文學的城鄉敘事及其新變-焦點消息

新世紀河南作家出于強烈的憂患意識，對于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生態惡化、文化衰落的書寫，從啟蒙角度對鄉村基層權力的批判，對都市文化多元性、包容性的呈現，對開封、鄭州歷史的打撈，對當代都市文化中人們被欲望所主導的現實的反思，使得新世紀河南文學的城鄉敘事頗具文學、文化價值

(資料圖片)

□潘磊

新世紀以來，由于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中國經濟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城市和鄉村也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河南在新世紀發展迅速，其地位也愈來愈重要。

現實的發展變化為河南作家提供了豐富的寫作素材，新世紀河南文學也延續了一直以來的現實主義傳統，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精神。本土的李佩甫、邵麗、南飛雁，以及離開河南的喬葉、劉震云、周大新、劉慶邦、梁鴻等的創作，都直擊時代現實，城鄉問題，成為他們共同關注的熱點話題。

新世紀河南作家筆下的鄉村不再像姚雪垠、李凖小說中那樣象征著苦難與無望，而是傳達著作家的時代憂患意識——鄉村在城市化的進程中經濟狀況得到了較大改善，但也帶來生態破壞、傳統鄉土文化的衰落等問題。周大新《湖光山色》中的鄉村女性暖暖，接受現代城市文明熏陶之后，開始努力改變鄉村社會的生活現狀：由零散的家庭個體導游發展到開辦旅游公司，由單一食宿導游走向聯合經營“度假屋”，楚王莊憑借優美的生態環境成為都市人游樂休閑的好去處。但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城市的旅游公司大興土木，破壞了楚王莊的生態平衡。發展旅游業給鄉村帶來財富的同時也擾亂了鄉村生活的平靜，原本淳樸的鄉土文化岌岌可危。喬葉的《拆樓記》圍繞土地展開敘述，頗具時代特征。山陽市高新區建設需要大量土地，市區的一些政府機構已率先獲得了地塊，房地產商也開發了商品房住宅小區。處于這一鏈條最末端的以“我姐姐”為代表的幾戶農民，將自己的利益與村支書弟弟的利益捆綁在一起，謀取自己的最大利益，深刻揭示了鄉村文化的巨大變化：土地不再是農民的生命之根和情感寄托，而成為謀取更大利益的工具；寄托著農民古老生命情感的“土地廟”挪到了學校的四樓，“土地廟”被架空，仿佛也喻示著當時鄉土精神文化的失落。

更重要的是，善于批判鄉村基層權力的河南作家將新世紀鄉村基層權力的運作邏輯深入揭示，具有深刻的啟蒙意識和批判意識?！逗馍缴分械臅玳_田既是村主任，也掌握著旅游公司的資源，村民忍受著他的欺壓。《拆樓記》中村支書弟弟坦然接受著權力帶給他的隱形價值。喬葉、周大新也有意凸顯了新世紀的農民形象，他們視野開闊，理智豁達，能夠通過法律手段維護合法權益。暖暖具有現代意識，懂得通過法律手段維護村民們的權益。《拆樓記》則如實記錄了農民在維護家園過程中公民意識的生成。為維護自身權益，他們在鄉村知識分子趙老師帶領下，通過法律手段，以《土地所有權使用證》《土地承包合同》維護了自己的權益。

河南作家有濃厚的戀鄉情結，喜歡執著地書寫鄉村，但在新世紀，一個不容忽視的新變化是，越來越多的河南作家開始更多地將城市作為書寫對象，他們的城市書寫出現多元化趨勢，不同代際的作家呈現出相異的審美風格。李佩甫、周大新等50后作家對城市抱有情感的排斥與隔膜，城市在他們的筆下往往是欲望、罪惡的符號。李佩甫在《生命冊》中將都市視為欲望的象征，并以鄉村生命的質樸襯托出城市中人被欲望、金錢綁架的現實。小說中的駱駝在欲望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投資失利后跳樓自殺，某種程度上他成為都市欲望的象征。鄉村叛逃者吳志鵬，正因為與大地的精神聯系，使得他能停下來思考，最終接管厚樸堂。李佩甫對城市文化情感上的排斥、對鄉村文明的眷戀可見一斑。周大新的《21大廈》一方面寫出了大都市的精神氣質，另一方面，小說中那無所不在關在籠子里的黑色大鳥，成為都市人生存狀態的象征，又折射出周大新對都市文化的隔膜，主人公小譚只有在鄉村才能找到純潔女性的執念，無疑只是作家對鄉村的美好想象。

不同于李佩甫、周大新等50后作家對城市在情感上的排斥與隔膜，喬葉、南飛雁等年輕作家對都市有天然的親近感，有著鮮明的都市意識。喬葉曾借小說人物之口抒發自己對都市的熱愛，“我就是不喜歡大自然，我就是喜歡鋼筋水泥的城市，怎么了？……”喬葉早年散文寫作的成功使她具有文學市場意識，她注重展現在婚姻中及婚外戀中兩性微妙復雜心理，經由對都市女性婚姻困境的揭示，達到對女性自身存在的審視與反思?！度焉锛y》《黃金時間》《失語癥》揭示中原內陸城市中，中年女性的深度心理困境，及單調平淡的生活對人精神的腐蝕與消耗，既有張愛玲的辛辣筆觸，又有劉震云的幾分新寫實色彩。喬葉還擅長寫中原的飲食文化，燴面、羊雜碎、京都老蔡記、玉米糝、牛肉面等美食，給鄭州增添了別樣魅力?！恫刂橛洝分袉倘~對豫菜所象征的中原文化有透辟理解：“豫菜，甘而不濃，酸而不酷，辛而不烈，淡而不薄，香而不膩……咱們的特點就是甘草在中藥里的作用，五味調和，知味適中。所以內行常說，吃在廣東，味在四川，調和在中原?！?/p>

80后作家南飛雁早期小說與劉震云頗有幾分相似，他多篇作品描寫中原城市的公務員，講述他們人到中年灰色的人生。2019年南飛雁推出了長篇小說《省府前街》，以開封的沈家為中心，串聯起了1937—1954年開封、鄭州兩座城市的歷史。小說還原了這一歷史時期開封的城市歷史，寫出了城市的各個階層的風貌，展示了動蕩歷史中的凡俗人生，展現了滄桑的歷史感和濃郁的中原文化氣息。老開封的傳統民俗成為小說重要組成部分，飲食如羊肉湯、花卷饃，戲園里的曲目《春秋配》等，開封城的老字號如陸稿薦、豫盛和、包耀記、晉陽豫等，都出現在小說里。

學者劉增杰指出，以農耕文化為基礎帶有小農經濟特征的中原文化心理結構，具有超穩定的文化心理傾向，在心態上的突出表現是知足常樂的內向性，有著一種割舍不斷的戀鄉戀土情結。不過，對河南作家來說，“戀鄉戀土”所戀的已非現實中的中原故土，而是精神上的“故鄉”與“大地”。李佩甫的小說中，“大地”毋寧說是一個精神化的土地，能對抗當下現代化、城市化過程中人性的扭曲和異化?！渡鼉浴分凶罡腥说漠攲僮骷覍︵l土生活的詩性懷想，那些牛毛細雨、瓦楞上的滴水、夜半的狗叫聲、蛐蛐的叫聲、倒沫的老牛、門搭的聲音、谷草垛、釘在黃泥墻上的木橛都使得中原鄉土充滿了詩情畫意，溫暖著讀者的心靈。邵麗《金枝》中的拴妮兒，很大程度上是中原鄉土女性的象征，她雖然沒有什么文化，但以自己的包容、執著、勤勞支撐著整個家庭。她的生命與大地聯系在一起，“我”和她的聯系也是“我”與中原大地的生命聯系，喻示著大地是每個人的生命之根。

總的來說，新世紀河南作家出于強烈的憂患意識，對于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生態惡化、文化衰落的書寫，從啟蒙角度對鄉村基層權力的批判，對都市文化多元性、包容性的呈現，對開封、鄭州歷史的打撈，對當代都市文化中人們被欲望所主導的現實的反思，使得新世紀河南文學的城鄉敘事頗具文學、文化價值。但不可否認，由于中原文化整體是基于農耕文明的文化，與中原文化頑強的生命力相伴而生的保守性，也在某種程度上制約著河南作家的作品所能達到的深度。過于沉重的現實關懷，也阻礙了河南作家想象力的飛揚，在思想的底蘊、文體的創新上顯得有些薄弱。

免責聲明：本文不構成任何商業建議，投資有風險，選擇需謹慎！本站發布的圖文一切為分享交流，傳播正能量，此文不保證數據的準確性，內容僅供參考

關鍵詞：